我国多年来粗放型发展方式转变缓慢，数量扩张惯性难以扭转，一个重要原因是价格改革不到位，特别是资源产品价格既不能很好地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和资源稀缺程度，又不能很好地反映环境损害成本，在客观上使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消耗的粗放型扩张有利可图，高能耗、高排放、资源型产业发展得不到有效控制。

但是，学术研究有它的游戏规则，即它的主题、要素和概念必须要有科学的、统一的界定和规范。GDP是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一个参数，号称第一权重参数，国内国外各界学者都要研究它。

这样下去怎么成呢？ 等等，等等。但近些年来，地方的统计数据和中央政府的公布数据，从来没有一致过。县级又比市级核算高出一至二个百分点......。为什么是偷换概念呢？因为经济界公认这次世界危机的复苏周期要4—5年左右时间，在这个周期中，中国的经济复苏轨迹有U、V、L、W四种可能性，而上述的权威把四年周期变为一年周期，偷换了概念，得出了结论。所以要类同细分市场一样去细分不同收入人群的统计，虽然也是人均收入，但显示出了差距。

质疑：个人所得与个人所得税，是一种正相关关系，是同方向增长或下降的。更有甚者，2008年12月，国家权威机构对外宣布：全国农村计有4320万（扶贫救济）人口，占农村人口的4.6%。中国的民族工业在第一次大革命时（1924~1927）曾经废止了超时工作制，到30年代民族矛盾尖锐时，延长工时又在服从民族斗争需要中恢复，国民党政府编撰的资料中如实反映了这一点，如毛纺业工时从10小时延长到11.07小时，怡昌丝厂工时延长到12小时，日工资却从0.58元下降到0.42元（上海市政府社会局编《上海市社会统计概要》，1935年出版。

他被日军审讯时由日军保留下来的审讯记录，能使我们见识到二十世纪中国工商业者的民族气节：杀便杀，中国人不爱中国爱什么？究竟是谁激起中国老百姓排斥日货呢？你们不怪自己反怪我们。一些优秀的技术工人，是为老板赚钱的工具，老板反过来求着技术工人的事情，是并不少见的。但是文化大革命彻底毁了千年民间凭良心的道德约束规范，在革命造反的旗号下，违背传统道德的行径都被当作革命行动被默许甚至被推崇，由于文革中每个人都有着自危感，每个人都面临随时被揪出来的可能，为了自保，再残忍的行为也都不去加以干涉，领袖的一声要武嘛，更使得对人的摧残达到了空前野蛮残忍。凡有职工的地方，不管哪一个港口，哪一只轮船，哪一只囤船，哪一个车间，都有文化学习班、业务学习班、技术学习班。

长期以来，我们说到资本主义就联系到批判两字，批判什么？为什么要批判？根本就说不清楚。（资料来源：见政协宁波市委员会网站和宁波统战部网站）。

纺织系统的申新、新裕和沪东沪西各厂都办有职业学校和夜校，华商电气公司根据国民党市政府强迫教育方针，设扫盲速成班。十七、十八世纪英国原始资本主义那么血腥，马克思还肯定其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呢。他壮烈殉国后，国民政府以抗敌不屈，死事甚烈予以褒扬，蒋介石题赠了精神不死四字。写于2008年，2010年2月修改 进入专题： 资本主义 。

发挥青年力量，读书进工厂。而且，从1926年到1935年十年间，分别来自上海市政府和国民政府税则委员会的两个统计调查都表明， 43种生活必需品的涨幅为13.3％，平均年上涨1.33％（《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1921～1957）》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还有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天厨味精厂、青岛的华新纱厂、天津的东亚毛呢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等都非常重视教育。蛋2斤，0.38元，水产品2斤，价0.5元（按1933年白鱼价为平均价，1933年青鱼0.35元/斤，鲫鱼0.40元/斤，大黄鱼0.2元/斤，小黄鱼0.15元/斤）。

其实，二十世纪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既受过传统文化教育，又受了西方文化影响，他们的眼界比以往任何一个阶级都为开阔。上海报童、老年报贩、童工女工之多就鉴于此，工人罢工以求得改善生存条件的经济斗争也就一直在进行着。

但民族资本家在资本主义企业精神倡导下，已经在寻求缓和劳资矛盾的办法，并在努力实践。项松茂是生产固本肥皂的五洲企业经理，他为了营救被日军抓捕的本企业11名义勇军职工，被日军枪杀。

阜丰面粉厂开设工人学校，利用晚上业余时间上文化课。大隆机器厂的工人几乎全部是本厂学徒出身，工头、领班、后来连各部主任甚至厂长都是由本厂出师的学徒提升。而克拉玛依实践了让领导先走的居高位者，他们与中国的权贵资本主义得益者就是一路人。咳，看你们日本会有多少好结果。所以，新教资本主义把获利作为人生的最终目的，把更多地赚钱作为人生的天职。食糖2.8斤，0.23元，散装黄酒5.7斤，0.74元。

教育纯义务性质，凡本厂工人均可入校，不收学杂费和书籍费。这决定了资本主义精神冷血无情的一面，中国城市中罢工的频频发生，是有其必然性的。

一个社会，没有法律，又失去了民间道德约束，连文明礼貌教育全都成了要批判的封资修，一些人也就成了不相信阴私地府报应无所畏惧的王熙凤式人物，整个社会在整人上达到极致。把追求财富本身作为目的是极应谴责的。

上海能在三十年代吸引了国内30％的产业工人，这里，上海工人的生活水准属全国工人最高是主要原因之一。当然，更早的民族工商业者兴办学校的先驱如开创实业教育先河的张謇、创建集美学校的陈嘉庚、创建浙江省立锦堂学校的吴锦堂、兴办300多所学校的万金油大王胡文虎、澄衷蒙学堂的创始人五金大王叶澄衷、毁家兴学办浦东中学、广明小学的杨斯盛等，更是重教重学的楷模。

黑煤窑、血汗工厂中反映的不把人当人现象更多折射的是中国皇权社会的色彩。每个就业者负担人口1.69人，比三十年代少负担0.55人。为什么九十年代以后的权贵资本主义远不如三十年代中国民族资本家时代的资本主义人道？我认为有如下原因：一、权贵资本主义是在中国从来没有清算过皇权社会等级特权影响的情况下孳生的，权贵资本主义其实质就是皇权主义，其思想渊源直接传承皇权文化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的专制制度原则（引号内话引自马克思：《摘自德法年鉴的书信》）。由国家八五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支持的忻平着作《从上海发现历史》、由上海市马克思主义学术着作出版基金资助的徐新吾、黄汉民着作《上海近代工业史》，搜集了浩繁史料，参考了其他研究者特别是张仲礼先生的研究成果，对中国民族资产经济在二、三十年代的活动作了全景式的描述。

而按照上海1980年的生活水平，除了有小孩的家庭每天给孩子吃点苹果或梨，大部分家庭成员是不可能每天吃水果的。同时，下层社会还有大批向上机会渺茫的人，他们与资本家的矛盾还是相当尖锐的。

其实，在中国发生小煤窑事件、血汗工厂事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就在这块土地上，中国最高官员在朝廷上被扒了裤子廷杖，就在这块土地上，朱元璋皇帝以流氓无赖的手段来羞辱大臣，就在这块土地上，顶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头衔的国家最高领导被侮辱被批斗，连最高官员都活得没有尊严，小小百姓不被当人看又有什么奇怪？如果我们今天还将黑煤窑事件和深圳血汗工厂事件单纯当作资本主义复辟来批判，说明我们还是没有正视和清算皇权社会遗留下来的等级特权的决心和勇气。而今天的民营企业，有几个是这样重视教育的？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有使命感的阶级由于意识形态方面因素，我们以往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积极向上、进步的一面，是知道不多的。

（资料来源：宁波统战部网站）说这两件离我们七十多年的轶事，是因为绝大部分中国人都不知道中国还有积极抗日的资本家存在。康元制罐厂规定新进厂工人须经过五年的教育，使之达到初中毕业水平。

民族资本家时代正是大办教育的时代进入了民族资本家时代以后，上海一些新式资本家深感员工素质不高，不能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难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于是，工厂企业开办各类学校成了风气。在穿的方面，305户家庭年均添置衣服费用34元，34元一共可买10斤棉花，10丈细布（用纱织的布），5丈线呢（用线织的布，较细布厚实），并还余3元可作制衣工钱和买钮扣等辅料，这还只是张仲礼先生仅凭物价指数与收入开支对上海工人消费能力与生活水平的最低量推算。而项松茂和竺梅先，只不过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资本主义的进取精神使得资本主义能吸收和发扬光大一切有利于她本身发展、有利于社会资本化的要素，却无情摒弃了还未来得及为社会资本化提供服务的其余要素。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资本主义精神，是鼓励人积极向上的，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进工厂，进工厂，中华责任大家当。

因此，1980年上海居民消费的米、猪肉、蛋、水产、蔬菜等主要食物消费量用1933年单价折算18元就够，说明1933年的上海普通工人吃的水平与1980年上海全体市民平均水平差不多，即基本能达到温饱。如荣家企业集团开办公益工商中学、中国纺织印染工程补习学校、中国纺织印染工业专科学校，直接从工人中培养中高级技术人才。

第二，他们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影响，受经世致用的儒家学说影响，搞实业不但是为赚钱，更主要是在从事事业。厂方提出目标是消灭劳资纠纷、促进劳资合作、增进产品出数、培养劳工们合群的精神和习惯。